讓真、善、美成為人生底色，

凝聚溫暖人心的精神力量

——專訪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著名攝影家李舸

　　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在基層。作為攝影記者，他隨時做好沖向各類新聞事件一線的準備；作為攝影家，他不斷打破自我舒適圈，讓作品充滿文化內涵；作為中國攝影藝術事業發展的組織者，他竭盡全力引領中國攝影藝術事業走上更好的發展道路。他就是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著名攝影家李舸。

李舸肖像

　　一、以每一次定格的躍動，在希望的田野上傾情深耕

　　中國藝術報：今年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希望的田野——脫貧攻堅共享小康全國攝影展”引起了廣泛關注，您擔任了展覽總策展人。請您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李舸：“希望的田野——脫貧攻堅共享小康全國攝影展”是中國文聯的重點項目，得到了中國文聯黨組領導的高度重視。在籌備期間，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多次親自審稿并給出重要指導意見。

　　其實幾代中國攝影人幾十年來始終在關注并記錄農村的脫貧事業和發展變化。正因為有了這樣深厚的創作實踐基礎，2017年年底，中國文聯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重要精神過程中，批準中國攝協立項“影像見證新時代聚焦扶貧決勝期”2018—2020大型影像跨界駐點調研創作工程，組織藝術家進行駐點式創作。

　　3年來，項目積累了一批優秀作品，同時我們也廣泛征集社會各界關于脫貧攻堅的優秀影像。這次不僅展出了150多位攝影工作者在不同時期創作的180幅作品，同時也能看到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為展覽作的序，這在我國的攝影展中還是頭一次。中國書協主席孫曉云為我們題寫了展名、多位知名作家根據展覽內容撰寫感言、隨筆，這都增加了展覽的思想性與學術性。

　　我自己特別關注中國鄉村的發展變化。1991年我到《人民日報》做攝影記者，接觸的第一個相對較大的采訪任務就是去拍攝希望工程。大家都知道，在攝影家解海龍老師的努力下，希望工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當時我們是在團中央的要求下到農村去拍攝希望工程。雖然沒有像解老師拍得那么長、那么深，但也因為那樣的拍攝，讓我更加有情感去關注中國鄉村的發展變化。我曾經說自己是“走村串戶兩腳泥”。雖然我沒有在農村成長、生活的經歷，但我一進村，內心就特別溫暖、自在，也特別愿意跟農民朋友們打交道。所以這30年來我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了很多積累。在這個過程中，我是跟在很多攝影前輩的后面學習成長的，也逐漸樹立了正確的職業觀和藝術觀。

　　透明的病例　2003年5月攝于北京中日友好醫院　李舸　攝

　　二、攝影是一劑“精神良藥”

　　中國藝術報：在抗擊非典期間，您在前線拍攝報道。當時是什么情況？

　　李舸：我是一名攝影記者，當國家遇到突發重大事件時，理所當然要沖在最前線。2003年非典發生時，我主動給報社領導寫了一封請戰書，申請到北京的非典定點醫院采訪，后來在這個醫院里工作生活了十幾天，做了系列報道。當時《人民日報》在一版給我開辟了一個欄目。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似，當時社會恐慌，對非典情況有很多不了解。而這個時候，就需要記者起到解疑釋惑的作用。這靠的就是通過我們自己體驗式的親身采訪，告訴公眾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采訪中，我感觸很深。十幾年前在非典病房里，患者沒有親人陪伴，相互間信息傳遞很困難，那時候手機還不普及。

　　記得我剛進入醫院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這樣的狀況。從北京其他醫院轉來了患者，他本人連同帶來的所有物品，包括病歷都是污染品，按防護規定都不能帶到半污染區、清潔區。紙質病歷拿不出去，怎么給后方的專家會診？當時想了一個辦法，在病房里的醫護人員把病歷貼在玻璃窗上，半污染區的醫護人員拿著白紙把里面病歷上所有的文字、圖形都抄下來，再去給專家看。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這些都不算是問題了，現在很多病歷都是電子化的，而且我們也能隨手用手機拍張照片、發條微信。

　　中國藝術報：當時有沒有特別令您感動的事情？

　　李舸：我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非典病房工作時，有個家庭四口人都得了非典。小兩口病情相對較輕，陸續出院了。這家老奶奶當時住在我們這個病區，病情最重的是老爺爺，住在我們樓下的ICU。就在同一棟樓，但老兩口見不了面，那時要求很嚴，不同病區尤其是普通病房跟ICU之間的人員不能往來。

　　那時兩位老患者沒有手機，病房里也沒有臺式電話。醫務人員靠醫用對講機來溝通，患者之間怎么辦？后來護士想了一個辦法，讓老兩口相互寫紙條，但紙條怎么傳遞也成了問題。最后就只能把紙條放在沒人的電梯里，空著上下傳遞紙條，雙方護士再取出來消毒，分別給兩位老人看。

　　有一天早晨我剛上班，看到我們病區的護士長拿著一個紙條站在老奶奶病房門口徘徊。我問她：“為什么不進去？”她說，老爺爺昨晚去世了，這張紙條是老爺爺去世前的絕筆。她當時特別糾結，當然最后還是送進去給老奶奶看了。在那一刻，作為攝影記者，我想如果要是進去拍照，肯定能拍到最鮮活、最具有沖擊力的畫面。但我覺得那樣做不太道德，也很沒禮貌，所以我沒進病房，而是在外頭隔著病房門上的小窗戶拍了一張照片。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

　　福建省立醫院護師徐健　李舸　攝

　　中國藝術報：2020年，在您的帶領下，中國攝協赴湖北抗擊疫情攝影小分隊圓滿完成工作，在這期間您拍攝了《你是我最牽掛的人》，請介紹一下拍攝的情況。

　　李舸：在武漢奮戰的66天，我在病房里觀察到，患者只要意識清醒、生活相對自理，手里肯定握著手機。手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就是他的家人，代表了他跟外部世界的聯絡。這次我為什么拍《你是我最牽掛的人》這組照片？有人說畫面里有手機不新鮮，覺得在用手機做道具。但我認為，在這樣的特殊時期，手機對患者和醫護人員來說，就是一劑“精神良藥”。

　　我們在拍攝肖像時了解到，很多醫務人員下班回到自己的駐地，放棄休息時間，通過手機與患者溝通，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幫他們解答用藥后的反應，甚至幫他們下載一些音樂、影視節目。而且，好多醫務人員的手機里都有跟患者的合影。當時我也覺得挺奇怪，就問這些照片是哪里來的？醫務人員說有些照片是患者傳給他們的，因為患者在出院時幾乎都希望跟醫務人員合影。所以我拍了特別的肖像《你是我最牽掛的人》，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家相互信任、相互鼓勵，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內在力量。

　　中國藝術報：中國攝協赴湖北抗擊疫情攝影小分隊成員劉宇與您的對談文章在網絡上很受關注。正如您說的，自己也是見過一些生死，內心還算足夠堅毅的人，但每天都要跟著流淚好幾次。是什么給您如此大的感觸？

　　李舸： 2020年在武漢采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66天，是我30年職業生涯中從沒經歷過的。攝影記者總是常年在外奔波的。我參加工作以來，在一個城市都沒有完整地待滿過1個月，包括家鄉北京。

　　這次在武漢，我們獲得了一次跟4.2萬多名醫療隊員面對面接觸的機會。這不是一場新聞采訪，也不是一次藝術創作，而是一種直指心靈的生命體驗，是一種跟醫護人員交流之后精神上的升華。我們不僅拍攝了4.2萬多張肖像，我們更是記錄了4.2萬多個抗擊疫情的故事。我們還盡可能地為醫療隊員錄制了短視頻，做了溝通，經歷了4.2萬多次感動。

　　這次在武漢的346支醫療隊，幾乎每支醫療隊里都配備了心理醫生，他們說我們的拍攝是一次非常好的心理治療。醫療隊員中有將近一半是“90后”“00后”的年輕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醫務工作者。很多人是瞞著家里長輩來的，他們內心壓力非常大。雖然有新聞媒體對他們進行采訪報道，但涉及到的人畢竟鳳毛麟角。所以我們這次就是為4.2萬多人提供了一個釋放壓力、舒緩心情的機會。

　　中國藝術報：我們了解到，小分隊在拍攝時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和原則。

　　李舸：我們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就是拍攝要有兩個基本的底線，第一是絕不能影響病區的正常救治和護理工作，第二是絕不能影響醫務人員的安全和休息。所以我們都是在醫務人員下班從病房里出來，要到淋浴間洗消前摘掉口罩的那一瞬，我們就守在淋浴間門口拍攝，每個人大概也就一分多鐘，真正摘下口罩大概也就十幾秒。還有值班醫生，他們工作時間較長，中間會在醫院緩沖區的休息室吃飯，我們就在他們吃飯的時候拍照，這個時間也非常短。但是就這么短的時間，醫護人員愿意跟我們表達和訴說。

　　后來我們調整了一下工作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我一天大概能拍一百六七十位醫療隊員，其中有超過3 / 4的人會在我們的鏡頭前流眼淚。其實我們就問一句話：“疫情結束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或“你此時此刻最牽掛的人是誰？”這就打開了一道情感釋放的閘門，每到此時，我都會陪著他們流淚。

　　希望小學的孩子　1991年12月攝于廣西百色　李舸　攝

　　中國藝術報：您帶隊奔赴湖北，許多攝影界的人士表示，中國攝協的主席親自帶隊到抗擊疫情的一線，很令人感動，對廣大攝影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與鼓舞作用。您怎么看這些評價？

　　李舸：春節期間，中國攝協曾經向全國攝影人發出過倡議，希望大家停下外出的腳步，能夠待在家里，把鏡頭對準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記錄身邊的感人故事。事實證明，后來許多攝影人就是圍繞這樣的主題，創作了很好的作品，舉辦攝影展，甚至還出了畫冊，都是非常感人的。

　　但倡議剛剛提出不久，我就帶隊去了武漢，所以當時還是有一些質疑的。實際上我們當時也作了解釋，因為我們希望停下腳步待在家里的，是指那些在特殊時期沒有工作職能的攝影人或攝影愛好者。但反過來，有工作職能的攝影記者在這個時候就要挺身而出。我不僅是中國攝協的主席，我更是《人民日報》的一名攝影記者。沖在突發事件的第一線，是我這30多年來的一種工作狀態，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此外，小分隊在武漢組織的攝影志愿者，大部分也都是已經在武漢進行新聞采訪的各個媒體的攝影記者，還有的是武漢和河南參與公益救助行動的志愿者。作為有工作職能的、有社會責任感的攝影記者，我們應該沖到第一線，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起到解疑釋惑、記錄、鼓舞和傳播的作用。

　　三、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案例

　　中國藝術報：請您介紹一下，您是如何走向專業攝影道路的？

　　李舸：上中學的時候我其實是美術類考生，但最后卻選擇讀了新聞專業。我父母都是軍人，我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是聽著軍號聲長大的，所以我從小就想做戰地記者。我從中學開始喜歡攝影，后來畢業就順理成章地做了攝影記者，到今年整整30年。

　　這30年來，我基本上做兩件事：一是我作為中央時政新聞記者，從黨的十四大到十九大，從第七屆全國兩會到第十三屆全國兩會，我都參與了報道。還有國家的重要歷史事件，比如說香港回歸，澳門回歸，新中國成立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新聞事件，以及外國元首訪華等。二是我始終沖在突發性、災難性新聞事件的第一線。所以養成了一種習慣——每天無論工作到多晚，無論在家里還是出差，我一定會把電腦、相機裝在一個包里，放到臥室。這樣一旦有緊急情況，拎著包就可以走。

　　中國藝術報：從您的作品中，我們時常能感受到一種影像在錯落疊加中產生的強烈的時空對話感，以及您賦予傳統文化新的藝術屬性。您希望您的這些作品表達出怎樣的內涵？您在這方面做了哪些嘗試和探索？

　　李舸：我始終在嘗試打破自己的創作舒適圈。我認為，藝術創作首先要有嚴肅的藝術態度和嚴謹的藝術理念。我個人認為大致可以從三個角度去界定你的拍攝行為是否是藝術創作：第一，自己有沒有一種強烈的想去表達的內心沖動？第二，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或生存狀態，有沒有深入的思考或深刻的思辨？第三，有沒有一種異于他人的獨特表達？這三點基本構成了藝術創作的起步條件。

　　我剛工作的時候內心是有些狂妄的，因為我才20歲出頭就做了《人民日報》的攝影記者，拿到了最專業的相機，有了最優越的拍攝條件和機會。但那時拍的照片只有表面沖擊感、形式感，或者說有很強的標簽化、符號化、宣傳味。后來拍到一定程度，慢慢發現那些東西太淺、太表面。所以不停地否定、推翻自己的一些拍攝行為或想法。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或經歷過一次重大事件，我都會做一次梳理和課題研究，這也是《人民日報》給記者提出的要求。

　　到現在為止，拍紀實類影像或新聞類影像，我都要求自己做到不剪裁。這也是當時跟解海龍老師學的，因為他當年把一批希望工程照片投到《人民日報》等媒體，我當時負責希望工程的采訪和編輯工作，這些照片就到了我手里。解海龍老師那套7寸黑白照片都帶黑邊兒，為什么？因為135底片只有滿底放大才能帶黑邊兒，說明他的照片沒做過任何剪裁，這對我沖擊很大。也是因為看到解海龍老師對作品的這種要求，這么多年來我對自己也非常嚴格，就是盡量做到滿底拍攝，不剪裁。此外，如果在拍攝現場已經有兩個人或三個人站在某個位置拍照，我盡量不希望自己成為第三個人或者第四個人，逼著自己去找不同的角度拍攝。這其實也是給自己定了個死規矩，就是不要重復別人，盡量想辦法打破舒適圈。所以大家后來看到我的一些作品是書影、畫影，以及用不同材質，比如用宣紙、木頭、陶瓷、絲綢等多樣化的材質融合起來創作的。我特別希望把自己變成一種案例來供大家分析，我的嘗試不一定對，也不一定成功，但這樣做也許能給大家提供更多的新靈感或思維。

月亮奪冠　2008年攝于北京奧運會　李舸　攝

　　中國藝術報：成為中國攝協主席后，您的作品也參加了一些展覽。您的作品都會在眾多的作品中備受關注，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您的作品有獨特的“李舸風格”，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人們也非常期待看到中國攝協主席的作品。您現在進行攝影創作，會不會有一些來自于主席這個身份的壓力？

　　李舸：一點壓力都沒有。我曾經在中國攝協主席團里說過，如果誰把主席團的履職職務當成領導或官，那就麻煩了。既然是大家選擇我們來做組織者、服務員，首先要把心態調整好，我們的一言一行會影響很多人。

　　我在每一次拍攝、發表觀點的時候都要考慮，這不僅代表我個人，還代表中國攝協，代表中國攝協主席團，甚至代表了中國攝影的一種方向。這并沒有制約我的創作，反而更加自如，我就是一個攝影記者，一個普通攝影師。我對自己的作品有非常嚴苛的要求，就是所有藝術作品只有一件，都是孤品。我自己刻過一個“獨幅原作”的章，就是證明我這個作品只有這一幅。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給自己“斷后路”。另一個“斷后路”的事情是，除了創作觀念性、跨界性的作品，我基本上不進行后期調整。

　　我對自己展出的每一幅作品，在制作上要求很嚴格，比如我之前創作過的宣紙作品，其中每個環節都有文化屬性。首先，宣紙是世界文化遺產。其次，我拍攝的題材也都是傳統文化，很多還是國家級非遺項目。最后，打印出作品后，還要加上自己手寫、刻制的內容。甚至包括裝裱的形式，都要有文化含量、文化屬性。

　　四、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要站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去考量

　　中國藝術報：您曾經說，在一年中，您大約有200多天是在基層的。請您介紹一下，在基層您主要做什么？

　　李舸：這個數字一點都不夸張。按照中國文聯的要求，我要做好履職工作。我在基層一是按照中國文聯和中國攝協要求，做好會員和廣大攝影愛好者的培訓工作；二是參與各種類型的攝影活動，這對攝影人尤其是基層的攝影人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和支持，同時也能在攝影活動中交流、探討許多攝影理念，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三是進行我的藝術創作和新聞采訪；四是做一些社會公益性、跨界的工作。

　　中國藝術報：如今攝影作品的傳播方式和渠道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多種類型的平臺與靜態、動態畫面的組合，產生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您怎么看當下攝影作品的傳播？

　　李舸：我工作30年來，從剛開始的膠片相機，逐漸過渡到數碼相機、手機、無人機，工作設備越來越便捷，視角越來越多元。發稿方式上，從過去紙質掃描、傳真，到現在移動互聯網點對點的瞬間傳輸，這些變化也帶來新的工作方式及信息傳播方式。我也逐漸從傳統紙媒的攝影記者變成了融媒體的多棲記者。很多攝影人已經不是簡單地拍攝靜態照片了，他們還要拍視頻，尤其是短視頻。

　　2012年我擔任中國攝協副主席時，就提出一個設想：能否在全國攝影藝術展覽中加入多媒體或流媒體單元，因為當時都市類媒體在新聞傳播中加入流媒體作品，受到廣泛歡迎。這個設想得到了中國攝協的支持，成立了專家組，來制定評審規則。如今，短視頻發展已經非常迅猛，攝影人的短視頻制作水平也越來越高。

　　現在攝影發展已經不單是靜態的了，也是多元化、多媒體的融合互動方式。但說到底，靜態影像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很重要的社會價值。受眾看完海量動態、散亂的影像后，真正記憶深刻的，還是一個相對凝固的畫面，這就需要我們攝影人具備提煉、概括的功力。

　　帕米爾的微笑帕米爾高原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一群孩子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臉　李舸　攝

　　中國藝術報：攝影器材的普及讓中國的攝影“人口”迅速增加，同時攝影界也出現了很多值得關注的現象。您怎么看待？

　　李舸：中國攝影人群非常大。隨著人員的增多，對器材的需求自然也會多，由此也肯定會出現一些問題，我認為這是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很正常。

　　有些攝影人在交流創作體會時基本說的都是設備和技術，這是可以的，但它不是藝術創作最根本的，不能唯設備論、唯技術論。器材只是我們在進行不同題材創作時的基本準備條件。還有就是有些攝影人過度強調和依賴后期修圖，這也需要探討，我認為還是要把握分寸和尺度。再有就是攝影作品同質化的問題，我們經常能見到跟風、模仿甚至剽竊的作品。針對這些現象，我們要區分看待，如果僅僅把拍攝作為休閑和娛樂，那么你只要不違反法律、道德，尊重他人，拍什么、怎么拍都可以；但如果想把自己的行為定義在嚴肅的藝術創作上，或要去參加相對學術性的、專業性的攝影活動，那對自我的要求就要高。作者將自己獨到的立場、觀點、態度和思考有機地融入到藝術創作中，無論什么題材，無論什么表現手法，自然都會豁然開朗。

　　中國藝術報：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您認為作為攝影人應該如何來堅定并且表達文化自信？

　　李舸：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要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去考量。在國際交往中，也許中國的攝影有幾個“最多”：攝影人群、愛好者的數量可能最多；中國每天通過移動互聯網產生、傳播的照片或影像的數量可能最多；中國開展的各種攝影活動可能也是最多的。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的攝影還不夠強，我們的攝影還缺乏自己的文化內涵和底蘊。我們還是要不斷充實文化修養，努力挖掘文化特質，形成自己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

　　五四運動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三個命題：第一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遺產和傳統文化？今天廣大攝影人依然面臨這個問題的思考；第二是如何看待中西文化關系？國際交往中可以學習、借鑒，更要尊重和平等，要在自己的文化主體中融合、創新，這樣才能建立一種國際化的平等交流機制；第三是如何選擇中國的發展道路？我們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中國的攝影人來說也是這樣，要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藝術創作道路，不能一味照抄。

　　魯迅先生深刻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以下四個方面對我們今天的攝影人格外重要：第一，是否具備深度介入民族歷史和干預現實的積極品格。第二，如果想從事攝影藝術創作，那么攝影不是娛樂、消遣的附庸，而是一種有重量的精神行動。第三，愿不愿意成為21世紀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豐富見證。第四，形成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和批判性的人文精神。我認為，這些都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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